广场的孤独》里对历史与个人责任的拷问。
“日本战后文学的一个核心母题，”许成军侃侃而谈，“便是在废墟之上，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与道德感。这与我们经历创伤后，思考如何铭记、如何前行，内在是相通的。”
话题继而转向此时西方正热的文**流。
许成军精准地点评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如何将神话、历史与现实熔于一炉，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时空；也谈及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在凯鲁亚克《在路上》背后，对战后主流价值观的反叛与对精神自由的追寻；他甚至提到了法国新派，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对传统叙事和“人本主义”的颠覆性尝试。
“文学的形式探索永无止境，”许成军说，“但无论技巧如何翻新，最打动人心的，依然是作品中对人类共通处境——爱、失去、创伤、希望、对不公的抗争——的真切关怀和深刻洞察。就像《红绸》，我尝试了非线性叙事、多重视角，但核心，是想让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江健三郎越听越是心惊。
他本只是恰巧遇到这位近来声名鹊起的中国年轻作家，想随意寒暄几句，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不仅对日本战后文学脉络如数家珍，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的把握也如此精准到位，其观点之犀利，视野之开阔，思辨之深刻，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已不仅仅是天赋可以形容，更显示出其背后极其广博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
一时激动之下，大江竟情不自禁地站起身，用日语脱口惊呼：
“马鹿げている！…いや、失礼、これはまさに…天启の如き卓见だ！”
（“简直难以置信！…不，失礼了，这简直是…如同天启般的卓见！”）
他随即意识到失态，迅速改用英文，但语气中的激动未减：“抱歉，许先生，请原谅我的失态。但您的见解确实令人震撼！如此年轻，却对世界文学有如此深邃的理解和把握，实在……实在是后生可畏，不，是令人敬佩！”
这一下，会场内不少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聚焦在这位突然起身的日本知名作家和那位气定神闲的中国青年身上。
一个是未来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左翼的旗帜。
另一个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民族主义。
是的，文坛谁都看的出来许成军那点心思。
他也没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