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讲座只让100人进，要凭系里的条子领入场券。大家都在猜，这位格拉斯先生，会不会跟我们学过的歌德、席勒一样厉害？“
最着急的是系里的干事们。
他们反复核对入场名单，把阶梯教室第三排留作“教师席“，还特意借了台老式录音机。
怕漏听了重要内容，事后好整理成资料。
“别对外说'诺贝尔奖'“。
系领导特意叮嘱，“影响不好，但确实是西方文坛的大人物，不能怠慢。“
但是诺奖获得者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开讲座前一天，德语系的几个学生终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同学那里借到张油印的《比目鱼》插图复印件。
画面上扭曲的人物线条让他们面面相觑，没人能看懂其中深意，却还是小心翼翼地收进笔记本里。
“不管懂不懂，去听听总是好的。“
卢心华攥着好不容易拿到的入场券，心里既有对未知的好奇，也藏着点对“与世界接轨“的隐秘期待。
校园里的桂花悄悄开了，香气漫过公告栏。
那张粉色海报边角已经卷翘，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
没人知道这位陌生作家的讲座会讲些什么，也说不清他到底算不算“诺奖得主“，但这份模糊的期待里，藏着1979年的复旦师生们，对外面世界最朴素的向往。
但是许成军知道，在1979年的中国。
君特格拉斯的作品尚处于前传播时代。
他的访华虽未带来文本流通，却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中国文学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关注。
这种零翻译状态下的文化相遇，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艰难起步，也为后来格拉斯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埋下了伏笔。
而这位曾经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的纳粹分子用对于纳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
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文坛。
叶廷芳教授回忆，听完《比目鱼》朗读后，他「既震惊于其叙事的先锋性，又因缺乏文本对照而难以深入分析」。
“成军，这个什么glass的讲座到时候你去不去？”林一民还在宿舍里翻看刚油印出来的《浪潮》样刊。
许成军：“去吧，之前认识的小老外给了我邀请函，我接了不去也得去？”
“小老外？”周海波眼睛亮了。
“男的女的？”
“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