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宋代瓷器、民间的家谱，这些里藏着的佚文，才是补空白的关键。我不过是先踩了一脚进去。”
李娟赶紧记下来，又问：“现在复旦研究生的选题，‘小众方向’从 5%涨到 30%，还有人说‘跟着遭罪’，因为要翻家谱、找海外文献，比以前研究苏轼词难多了。您怎么看这种‘遭罪’？”
许成军闻言笑出声，点了点桌面：“遭罪是因为以前的路太顺了。研究苏轼词，现成的注释、年谱一堆，照着梳理就行；可研究宋代尺牍、女性题跋，得自己去辑佚、去考证，这才是做学问的本分。
我这‘罪’遭得值，因为那些文字以前没人见过，现在能补进《黄庭坚文集》，这就是价值。”
他话锋一转，眼神里透着远见：“再说，现在遭点罪，是为了以后少走弯路。如果现在还盯着‘大家’扎堆，十年后宋代文学研究还是老一套，那才是真的可惜。现在年轻人敢啃硬骨头，以后学科才能有新东西。”
李娟又问：“您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有人说‘创作靠感性，研究靠理性，很难兼顾’。您怎么平衡这两者？”
“首先，我远谈不上学者，只是个学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创作和学术也不是平衡，是互补。”
许成军放下杯子，语气肯定，“写《试衣镜》时，我懂春兰‘想穿花布’的心思，这种对‘人性渴望’的敏感，用到研究里，就能看懂苏轼题跋里的‘自嘲’不是故作豁达，是真的放下了；
反过来，研究黄庭坚题跋里的‘以艺抗命’，又让我写《撕不碎的红绸》时，更懂许建军他们‘保家卫国’的坚守——创作照见人性，研究扎根文本，两者本来就通着。”
这时，咖啡馆外传来广播声，在念《中国青年报》的征稿启事。
李娟抬头听了两句，又问：“您觉得您的论文能引发这么大反响，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文献新，还是视角新？”
许成军沉吟片刻，说：“最核心的是‘学术思想解放’。1979年以前，研究文学总绕不开‘阶级’‘工具’，把苏轼当成‘士大夫代表’，把柳永当成‘市民符号’，可忽略了他们首先是人。我的论文不过是把‘人’放回去了——题跋里的文人，有开心，有委屈，有坚守，这才是文学该关注的。现在学界说‘人文关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别把文本当标本，要当活的人写的东西。”
他看向窗外，梧桐叶落在地上，被风卷着走：“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肯定还要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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