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距一尺」
「收获前半月停止浇水，则薯块甜而耐藏」
这上头的记述，分明就是出自当年徐光启的手笔。
他攥着月报的手有些颤抖，心中更是充满了悔恨与酸涩。
假如官报上所言非虚，这红薯真能亩产千斤；假如自己能放下猜忌，正视劝谏，早早在北方诸省推广新粮，那西北、中原的灾荒会不会就能有所缓解？
有了新粮，那些活不下去的边军、流民是不是就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以至於倾覆大明三百年基业？
可世上没有後悔药，也没有那麽多假设。
但朱由检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於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物性易也，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甘薯原产於域外番邦，为何这位新朝天子敢如此笃定，此物能在中原南北迥异的水土中同样生根发芽、丰收无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产也是同理，福建广东能种的粮食，到了山西陕西未必就能活。
万一真出了什麽岔子，导致新粮减产绝收，岂不是白白耽误了一年农时？
届时万民失望、朝野非议，新朝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威信，岂不是要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