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崇祯九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军屯连两万顷都不到。
陕西三边本就贫瘠，却还要供养瑞王、秦王、韩王、肃王等数位藩王。
所谓“陕西外供三镇，内给四王，民困已极”。
面对明末的危局，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三位巨头，分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洪承畴比较粗暴，倾向于以杀戮和劫掠，来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
卢象升则是依靠高超的治理能力和个人魅力，动员士绅百姓共度时艰；
而孙传庭不一样，他将矛头直指陕西本地的既得利益集团——豪强乡绅。
为了盘活陕西的经济与军事，孙传庭祭出了“治吏”和“清屯”两大杀器。
基于早年治理永城、商丘的经验，孙传庭上任的第一把火，便烧向了陕西的官场。
他要大力整顿吏治。
他在给崇祯的札子中明确指出：
“剿寇必先安民，而安民尤在于察吏”
孙传庭上任后，严令陕西各级郡县：
凡百姓诉讼问理，不得滥施刑罚，不得收取赎金；
凡是涉及到征收钱粮，不得额外勒索火耗；官府日用物资，必须按市价公平购买。
但问题是，规定虽然发下去了，陕西的官员们却大多不以为然。
大家来出做官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捞钱和晋升吗？
尤其是陕西这种四战之地，一不小心就会被反贼乱民杀了祭旗。
要是不趁机捞取好处、打点晋升之路，岂不是白来一遭？
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何必要求这么严格？
新官上任三把火，敷衍敷衍就行了。
可他们却大大低估了这位新巡抚改革积弊、挽救危局的决心。
孙传庭久在官场，深谙这些贪官污吏的秉性，这帮人都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
于是他亲自部署，派遣心腹干吏四处探访；
与此同时，他又安排了各级侍郎、巡按、监察御史等人，在各州县来回巡视。
密探四处查访，很快便在泾阳县抓到了典型——推官何守谦。
何守谦这厮，在征税时加收羡耗每两达五分，其任内共收银二万三千七百多两，共加羡银一千一百多两。
他不仅多收，而且还在秤砣上动手脚。
他指示衙役定秤，每两比民间重了三分，称量的时候再故意高抬六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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