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回去？
人有了忌惮和顾虑，做事就不会毫无底线。
此外，还有地方官府、中央御史的两层监管机构，毫无疑问的，可以将地方治理做到基本的清明。
至少，以崔琰的本事，完全想不出比这更加合适的治理方式。
而这种制度，也让崔琰不由想到他曾在一些“不能读”的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传闻周厉王当年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惹得国人怨声载道，最终愤怒的国人发起暴动，将周厉王流放到彘。之后宗周无主，国人便推举周公和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还有在春秋时其实颇为流行的“国人大会”。
《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条：“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
《周礼·小司寇》条：“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以往国家有大事，国君都是需要召集国人，与他们共同商议才能决定的。
比如《左传》记载：僖公十八年，冬季，邢人、狄人攻击卫国，包围了菟圃。卫文公想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他人。在国人大会上，卫文公说：“如果谁能治理好卫国，我甘愿追随他。”但是国人否决卫文公让国的提议，决定在訾娄列阵迎战。狄人的军队觉得无机可乘就退了回去。
再比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和齐昭公在敛盂结盟，卫成公请求参加盟约，晋国人不答应。卫成公想亲附楚国，国人不同意，所以赶走了他们的国君，来讨好晋国……
虽然眼下，大汉实施的“三长”制度远远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般“恐怖”，让国人有着流放国君的能力，但崔琰总觉得，两者总归是极为相像。
大汉倡导的“百家复兴”，似乎真的已经不止是流于表面，而是真正的从内里做出了改变。
“若是当年后汉时也能这般，黄巾之乱也不会发生了吧？”
想到黄巾之乱，即便过去许久，崔琰还是背后起满了鸡皮疙瘩。
作为经历了那一场大乱的人，实在是忘记不了那摧枯拉朽，险些真的将天下倾覆的场面……
也正是因为如此，崔琰还有许多大汉的士人大儒才会寻求改变。
忘不掉。
真的忘不掉！
那些手持符水，行走四方的道人，简直就是所有大汉士人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