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封锁枷锁、是掠夺目标、是战争筹码，更是日本苟延残喘的最后根基。
二战全面爆发前，华国已经诞生了初具规模的民族橡胶工业，并非一片空白，却始终困于原料封锁、战火摧残与外敌挤压，在绝境里艰难求生。
早在三十年代，沪市大中华橡胶厂就突破日本技术封锁，造出了华国第一条自主量产的“双钱”牌汽车轮胎，还能批量生产胶鞋、人力车胎、防毒面具胶件，是当时整个远东民族橡胶工业的标杆。
青岛、天津、广州也陆续冒出多家中小型橡胶作坊，可绝大多数设备、天然生胶原料，全都依赖从南洋进口，自身没有规模化橡胶种植产能，命脉牢牢攥在海外手中。
上一世淞沪会战打响后，沿海橡胶产业瞬间遭遇毁灭性打击。
沪市三十余家橡胶工厂，近四分之一资产被日军炮火炸毁；大中华橡胶厂创办人薛福基遭日机轰炸罹难。
原本计划西迁的生产设备，大多在转运途中被轰炸、劫掠沉没，仅有少量器械勉强辗转落到昆明、重庆，艰难建起后方分厂。
沪市沦陷后，留在租界的厂房被日军严密管控，原料实行军事物资统制，民族工厂拿不到足量生胶，只能勉强维持零星生产。
还屡次被日军逼迫为侵华部队制造军需橡胶制品，不少爱国企业家宁肯停工停产，也不愿屈服合作 。
后方大西南成了民族橡胶仅存的喘息之地。
爱国华侨陈嘉庚牵头募资，在重庆、昆明、贵阳建起中南橡胶厂，主要承接旧轮胎翻修、军用胶鞋、管线垫片的制作。
山城政府后续又借助美国援助，在贵阳增设翻胎工厂，专门补给前线国军车辆、军械的橡胶损耗。
但受制于运输封锁，能穿过战线运入西南的南洋天然橡胶数量极少，后方工厂常年原料短缺，大多只能回收废旧橡胶回炉再造，产量微薄。
仅能勉强填补前线最低限度的刚需，完全撑不起大规模军工生产。
本土橡胶种植更是杯水车薪。彼时海南、云南虽早有华侨引种橡胶树苗，可栽种年限尚短，远未到大规模割胶产胶的树龄。
即使产出的零星乳胶连本地小作坊都无法满足，根本没法补给全国战线需求。
这也是橡胶，能在华国卖出天价的原因。
而在华北、东北等沦陷区，日军直接没收吞并原有民营橡胶厂，新建数十座日资橡胶工厂。
垄断当地橡胶制品生产，产出的轮胎、密封胶管、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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