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观察，效节军和藤原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那是迟早要爆发的。
但眼下，一方是丝毫不知收敛，一方却是一忍再忍，至于眼下真正的局外人，梁廷对两边是打是和，那真是半点都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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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斌在日本那边，无论怎么瞎整，陈从进都无所谓，甚至在听说了这些事后，陈从进心里头还有些幸灾乐祸。
扶桑风雨飘摇，可在大梁这边，却是平平无奇，一帆风顺。
但陈从进就喜欢这种平淡的日子，因为这样每过一年，历史的惯性，就会被更改一些。
五代乱世，那股动辄以下克上，兵变叛乱的风气，已经渐渐的被陈从进所扭转。
这个扭转，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道命令，甚至是设立一个新的制度，就可以改变的。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识，以及上位者有意识的用水磨功夫，给消磨掉。
以前的时候，聪明才智者，除了投靠地方藩府，或者是从军效命外，没有什么更好的路子。
可随着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另一条读书的路，似乎更加的安稳，更加的好走。
梁朝开国十四年了，国家一年比一年安稳，风气也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对于这个世界而言，陈从进无疑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科举大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承德十年的官场震动，一点都没影响到梁朝的官场，甚至于贪腐的风气，也被一下子刹住了。
当然了，想完全没贪腐，那除非官员全是机器人，只是说，想贪的人，至少不敢那般肆无忌惮。
承德十四年的时候，李籍上了一道密折。
在奏疏中，李籍直言道：“臣观前唐百年风气，宽疏放任，市井无禁，民间松弛，士民好逐私利，商贾擅聚财货，豪强私蓄铁器，山野流民随意迁徙，游离无籍。
以至人心浮动，规矩易乱，天下治乱之根，半在财权，半在管控。
臣请陛下鉴前朝之弊，收紧天下利权，规整民间生业，宽以养乱，严以固治，可全面推行盐，铁，茶，酒全域专卖禁榷之制。
凡民生刚需，商贾暴利，锻造军用相关之物，尽数收归官营，官销。
一则可充盈国库，无需加征田赋，便能聚山海之利，供养禁军、充盈边储，稳固国本。
二则百姓衣食日用皆仰朝廷供给，无物资可囤积，无暴利可私聚，无铁器可私铸，豪强无从蓄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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