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历二十二年（公元1644年）10月18日，京城，商贾大会。
宽阔恢弘的议事厅内，民朝各地商会的领袖们济济一堂，从关陇的豪商到江南的巨贾，从两广的行首到江南的海商，几乎囊括了民朝所以巨贾。然而此刻厅内的气氛却并非意气风发，反而弥漫着一股压抑与不满。
众人脸色阴郁，原因有二。其一，朝廷为应对金融风暴造成的财政压力和平复民间怨气，新近颁布了《临时财产特别税》，从他们所有人身上都割了一刀肉，尤其是家底丰厚的他们，损失尤为可观。
更让关中、江南、两广等地的商会领袖感到憋屈的是，这场风波根子上是北直隶和天津卫那帮人搞出来的，新大陆早期贸易的红利他们没分到多少，如今却要共同承担这“烂摊子”的代价，心中自然愤懑难平。
其二，元首府公示的《资产利得税法案》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起征点定在一千两，摆明了是针对他们这些资产丰厚的阶层，未来通过投资、地产等途径获得的增值利润，又将被朝廷分走一杯羹。
税收上的不满与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交织在一起。股灾的余波未平，西班牙禁海政策又骤然掐断了价值数千万两白银的新大陆市场，双重打击下，这半年来生意普遍难做，货物积压，银根紧缩。
众人满腹的怨气不敢直接冲着朝廷发泄，于是远在万里之外、阻碍“自由贸易”的西班牙国王，便成了众矢之的。
会议伊始，不待主持的刘永多言，天津商会的会长沈良便率先开炮道：“刘相！我等皆是奉公守法、诚信经营的良商！那西班牙国王蛮横无理，视契约为无物，悍然扣押我民朝商船，阻我自由贸易，毁我市场，断我财路！此等行径，与海盗何异？请刘相、请朝廷一定要为我等做主，严惩此獠！”
他的话音未落，同样以海贸起家的高秀英立刻接口，她言辞更为犀利道：“刘相明鉴，我民朝海纳百川，允许西班牙商人在我港口自由通商，受我律法保护。然其国却闭关锁国，严禁我民朝商人进入其本土及殖民地市场，此乃赤裸裸的不平等贸易！
西班牙人此举，是在垄断，意在压榨我民朝商贾，要是其他诸国起效仿之心，海上通路亦将受阻。恳请元首与刘相，为我等主持公道。”
“对呀，刘相，我民朝让西班牙人自由进出港口，还只收5%的税，允许他们建厂房，购买店铺，让他们毫无限制的，在我国行商。
现在我们不过是把一些货物卖到他的殖民地去，还没到他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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