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那些矿洞条件差得很，透风都靠自然风，矿工里面受矽肺病的不在少数。”
刘清明站起来。“工钱呢？”
“一天十五到二十块。扣掉伙食费、工具费、所谓的管理费，到手不到一半。但就这点钱，也比在山上种地强。”多吉声音压低了一些，“问题是，三月份围攻警察那件事，寨子里去了十一个人。现在还有七个被关着没放回来。”
刘清明脸色沉下来。这些人不是暴徒。他们是被万家的人煽动利用的劳工。但法律程序走到这一步，不能因为同情就随意释放。
他走到一栋碉楼前。木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有人吗？”多吉用羌语喊了一句。
没有人应声。隔了十几秒，一个瘦削的老妇人从暗处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包裹。
多吉跟她说了好一阵。
老妇人自始至终没有看刘清明一眼。
多吉转过头，表情有些难看。
“她说她儿子在矿上干了三年，攒的钱全被万家扣着，说是欠了什么费用。现在人又被抓了，家里就剩她和一个孙女。她问我——她们是不是要饿死了，政府管不管。”
刘清明沉默了几秒。
“你告诉她。管。”
多吉翻译过去。老妇人听完，干瘪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转身走回了黑暗里。
“她说了什么？”
多吉的脸涨红了：“她说……以前的干部也这么说。”
刘清明没有辩解。
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他赖以成名的那套话术，那种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在这里全部失效。
他所有的话必须经过多吉的嘴转一道弯，到了对方耳朵里，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另一种语气。
老妇人面对的不是县委书记刘清明。
是一个陌生汉人干部和一个翻译。
他在东山村可以拍着胸脯说“跟我干”，村民们信，因为大家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脚踩同一块土地。
在这里，他是外人。
刘清明又走了几户。
情况大同小异。
有一家，门直接没开。多吉敲了半天，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但就是没人应门。
有一家，一个老头坐在火塘边，面前摆着万家发的工服，已经洗得发白。多吉跟他说了几句，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