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铁则：“我大明本土的道教，自老祖天师立教以来，传衍千年，从无这般苛酷不近人情的规条！道士入道修行，全凭个人自愿，无半分强求；百姓信教祈福，也不过是求平安、避灾祸，随心而至，从无一日五次礼拜的硬性束缚，更无禁食某物、禁绝世俗礼俗的严苛苛责。便是道观中的道长，德高望重者，也只守着一方道观清修度日，传经布道皆循本心，从不过问朝堂政事，不干涉民间俗务，更不会对邦国政令指手画脚。”
“我大明自洪武大帝扫平六合、定鼎天下，便立下了‘皇权至上’的铁规矩，天下万事，皆由帝王定夺，朝堂政令，皆依儒家礼法而行，四海之内，唯皇权独尊！宗教于我大明，不过是社稷的附庸，是百姓精神的些许寄托，从来都是教随国定，岂容教规凌驾于国法之上，岂容教派左右邦国大计？”
他越说越气，眉峰倒竖，目光如炬扫过阶下垂首的南洋使者，语气中满是难以掩饰的不屑与震怒：“那帖木儿帝国竟行政教合一之制，教权与政权搅缠相融，教规竟能等同于国法？这等行径，在我大明，便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大罪！帝王乃天子临凡，代天牧民，掌四海生杀予夺之权，天下唯有皇权能统摄万民、号令四方，岂容一个域外教派的规条束缚朝堂政令，岂容阿訇之流身居末位，却敢插手邦国国事？若教规可凌驾国法，若教派领袖能左右朝政，那帝王的九五威严何在？大明的社稷纲纪何在？天下的尊卑秩序何在？这般将教权置于君权之上，以教规桎梏万民、干涉朝政的教门，不是邪教又是什么？”
一番话掷地有声，字字如锤，砸在厅中每个人的心上。
他自幼受洪武、永乐两朝帝王熏陶，浸淫儒家正统教化，深植于心的便是“君为臣纲、皇权独尊”的理念，在他眼中，世间任何教派，但凡敢挑战皇权、干涉朝政，便是祸乱社稷的异端，而伊斯兰教这般教规严苛、易成政教合一之势的教派，在大明的礼法体系里，更是全然无法容忍的“邪妄之教”，是以怒斥之言毫无遮掩，尽数吐露。
朱雄英的话，字字诛心，句句皆戳中了大明与南洋信仰最根本、最无法调和的核心矛盾。
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便立了皇权至上、儒教为尊的铁律，千百年的中原教化，早已将这套理念刻进朝堂与民间的骨血。
儒家重纲常伦理、君君臣臣，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掌天下生杀予夺之权，朝堂政令皆出中枢，地方治理皆依国法，天下万事，唯皇权马首是瞻。
而宗教于大明而言，不过是社稷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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