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闭口都是引经据典，《周礼》《论语》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就把岭北的取舍拔高到“三代之治”、“圣人教诲”的层面。
他不说岭北苦寒难守，只说“邦外侯服”不该纳入王畿，暗合《周礼》的分封古制；不提经营耗费钱粮，只讲“近者悦，远者来”，搬出孔子的教化之道。
每一句话都贴着“经义”的标签，看似句句在理，实则用千年不变的古训框定现实的利弊。
你若反驳，便是质疑圣人之言，便是背离祖宗法度，硬生生把一场关于战略利弊的争论，变成了对“圣贤之道”的是否恪守的拷问。
这般以经义为盾，以古训为矛的论辩手段，确实是寻常官员比不了的，也难怪能以状元之身跻身礼部，单论引经据典的功夫，朝堂上怕是没几人能及。
两人话音刚落，立刻有十余位文臣出列附和，一时间奉天殿内议论纷纷，声浪此起彼伏。
“詹大人所言极是！”一位身着青色官袍的户部主事抢着开口，手里还攥着半本账册，“去年往岭北调粮，光骆驼就累死了三百多头，过戈壁时被风沙埋了的粮车足有二十辆，损耗过半，实在不值！这些粮要是留在关内，能多赈济三个县的灾民！”
紧接着，翰林院的一位编修也上前附和，脸上带着几分书生气的固执：“任大人说得在理，那地方连麦子都种不活，顶多长些青稞、燕麦，哪里比得上江南的水田？百姓去了无田可耕，学子去了无书可授，留着何用？难道要让我大明的读书人跟着牧民学牧马不成？”
更有几位来自山西、陕西的地方官，想起往年护送粮草去边地的苦处，也忍不住出声：“依臣看，不如撤了岭北驻军，就在长城沿线设几个互市关口，让蒙古人带着马匹皮毛来换茶叶布匹，既省了运粮的银子，又能免了刀兵之祸，岂不是好？真要打起来，受损的还不是边境的百姓？”
“就是就是，”人群里又响起附和声，“岭北离京师太远，真出了乱子，等消息传到朝廷，再调兵过去，黄瓜菜都凉了！与其劳民伤财守着，不如守好长城以内的疆土，安稳度日才是正理。”
这些文臣你一言我一语，句句不离“损耗”、“无用”、“安稳”，仿佛岭北真是块烫手山芋，不赶紧扔掉就要引火烧身。
他们中有的是真觉得经营岭北得不偿失，有的则是受了詹徽、任亨泰的影响，觉得跟着士绅集团的步调走准没错，更有甚者，心里早算好了账——省下的钱粮若能挪到自己分管的差事上，或是惠及家乡的士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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