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欧洲人呢？他们借着大航海时代，从世界各地掠夺黄金、香料、土地，积累起庞大的原始资本。
有了这笔财富，他们敲开了工业时代的大门，蒸汽机的轰鸣取代了风帆的呼啸，最终一步步主宰了地球，将绝大多数富饶的土地和财富纳入囊中，让欧洲的文化与血脉，遍布在那些最宜居的角落。
“明明有船，有技术，却把海疆变成了禁地。”朱高炽低声自语，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眼睁睁看着别人把机遇攥在手里，自己却困在原地——这样的亏，不能再吃了。”
这两者间天差地别的命运，历来引无数人探究。
其中一个观点颇为耐人寻味：这般巨大的差异，根源或许在于思想观念的分野。
大明深受儒家思想浸润，骨子里像个温文尔雅的君子。
对外交往讲究“怀柔远人”，彬彬有礼，甚至有些好面子——郑和下西洋带的是丝绸瓷器，是赏赐，是宣示国威，而非掠夺；即便是通商，也总想着“厚往薄来”，生怕让对方吃亏，更别说殖民掠夺这种事，从根上就不合儒家的“仁”与“礼”。
欧洲人却截然不同。他们骨子里带着海盗与强盗的基因，一切行事都围着“利益”二字转。
只要能获利，手段如何、他人死活，都不在考量之内。对他们而言，全球航行就是一场狩猎，哪里有财富就扑向哪里，掠夺黄金、奴役人口、抢占土地，无所不用其极。
正是这种对利益的极致追逐，让欧洲人有足够的动力在全球疯狂掠夺、殖民，将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汇聚到自己手中，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为后世的工业革命和全球霸权打下了基础。
而大明这边，恰恰因为太好面子，行事不够果决，往往自己吃了亏还得撑着体面。
就说那朝贡吧，周边小国摸准了大明“厚往薄来”的脾性，频频遣使来朝，带些不值钱的土特产当贡品，转身就能换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回赠——丝绸、瓷器、金银，哪样不是宝贝？
久而久之，这朝贡成了小国们的“生财之道”，却把大明朝廷拖得够呛。国库银子像流水似的往外淌，到后来实在吃不消了，只能硬着头皮限制各国的朝贡次数和规模。
可这么一来，当初为朝贡开辟的海路渐渐冷清，朝廷上下对海上开拓的那点心气也跟着散了。
既然对外交往成了负担，不如关起门来图个清静，闭关锁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朱高炽手指轻叩案几，暗自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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