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祝仁点头。
书记员继续道：“这次主要是希望你们这边能够提供一些书面的、有关受害人精神受伤的鉴定报告，或者其他的文字资料之类。可能还需要帮忙出庭作为专家证人。”
南祝仁想了想道：“鉴定报告我们这边是没有资格出具的，那是精神科医院才能给的。”
白庆华在一旁点头：“我有认识的可靠的精神卫生中心，法院这边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推荐给你们。”
书记员想了想，又道：“受害人现在手头没有相关的报告吗？你能劝他去做一个吗？”
南祝仁摇头：“我的来访者对于这个很抗拒。虽然最近他的情况有好转，对于去做鉴定的态度有缓和，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现在他去做精神鉴定的话，报告结果和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比起来会有些差距。而且……”
南祝仁想了想，补充道：“哪怕我能够以‘判断自身情况’的理由和来访者提起精神鉴定的事情，但他会不会去我不保证。所以如果法院这边很坚决地想要一个结果的话，最好是你方去和我的来访者沟通。”
心理咨询，还是以来访者为主的。
书记员点头肯定了南祝仁的提议，又道：“那你们可以提供受害人长时间接受心理咨询的证明吗？或者是你对于受害人精神状况的判断，如果有录音或者对话文字材料的话更好。”
南祝仁想了想，轻轻摇头：“这个也需要来访者的同意，而且依然是要你方先出面和我的来访者沟通，我们不会主动去给来访者做这些事情的建议。而如果来访者不同意的话，我就只能够酌情筛选一些能够展示的部分，可能也有作用，但是和法院这边料想的效果会有差距，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不管是去做精神鉴定，还是提供咨询记录、逐字稿，都不能够由南祝仁这边开这个口——因为存在着破坏咨询关系的风险，干扰来访者的疗愈进程。
而且这本来就是法院方面的工作，南祝仁做到这个份上就已经是非常配合了。
至于“保密例外”，虽然这件事情涉及到司法，但不是来访者自身存在犯罪和危害社会的风险，因此不属于极端的保密例外情况。
书记员的眉头微微皱起，但还是点头道：“理解。”
想了想，书记员又转向白庆华道：“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白教授能不能作为专业鉴定人出庭，根据罪犯的证词来判断他是否有主观针对受害人做精神破坏的倾向？”
鉴于犯罪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