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别做梦了。”李婶挥挥手，“老老实实在这儿干活，虽说工钱少了点，可稳定。那工坊谁知道能干多久？万一黄了，你上哪儿找活去？”
苗翠花没再说话，默默退出来，回到井边继续洗衣。搓衣声单调地响着，冰冷的水一次次漫过手背。她脑子里却翻腾着那几个数字：三两、三十六两、瓦顶、新棉袄……
那天晚上，她躺在硬板床上，睁眼望着黑漆漆的屋顶。同屋的春杏已经睡熟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月光从破了的窗纸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小块白斑。
她想起老家那个漏雨的屋子，下雨天，娘得用盆接水；想起弟弟去年冬天冻烂的脚，因为买不起厚棉鞋；想起爹病重时，家里连抓药的钱都凑不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咳血咳到没气。
三两银子。
她忽然翻身坐起来，摸索着穿上那双补了又补的布鞋，轻手轻脚出了门。
第二天晌午，苗翠花跟管事婆子告了假，说是娘托人捎信来，让她去城门口见一面。婆子狐疑地看了她几眼，还是准了半个时辰。
苗翠花出了府，没往城门口去，而是径直去了府衙东侧的报名点。
离得老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全是女子，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穿绸缎的体面妇人，更多是像她这样穿粗布衣裳的。队伍从衙门口一直排到街角，还在不断延长。有人踮脚张望，有人低声交谈，更多人是沉默地站着，眼里有种相似的、混杂着期盼和不安的光。
苗翠花站到队尾。前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回头看她一眼，善意地笑笑：“小姑娘也来报名？”
“嗯。”苗翠花点头，声音很小。
“多大了？”
“十八。”
“成亲了没？”
“没。”
妇人叹口气：“也好，没拖累。我是寡妇，带着个十岁的儿子，实在活不下去了……”她没再说下去。
队伍挪得很慢。苗翠花听着前面隐约传来的问话声：“叫什么？哪儿的人？会纺线吗？织布会不会？”她心里开始打鼓。她只会最简单的纺线，织布只见过娘做，自己从没碰过梭子。那些机器，她更是一窍不通。
会不会像春杏说的，人家根本不要她？
终于轮到她了。登记的是个穿青衫的书吏，坐在一张木桌后，头也不抬：“姓名，籍贯，年纪。”
“苗翠花，通州苗家村人，十八岁。”
“会纺织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