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去卖东西的。你们是去给你们的同乡一个机会。你们自己就是从那些地方走出来的，你们最清楚那里的人需要什么。不用讲大道理，不用背书上的政策，就把你们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把你们在滇军团的生活告诉他们。”
那些推销员们听得很认真。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个月前还和那些村民一样在贫困线挣扎，现在他们穿着得体的衣服，拿着稳定的工资，住在分配好的房子里。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几天后，第一批推销员出发了。他们被分批送往不同的港口和边境口岸，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有时是正规的轮船和火车，有时是夜间偷渡的小船，有时是经过当地官员默许的卡车车队——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周围是连绵的丘陵和贫瘠的梯田，地里种的玉米和红薯勉强够村民们填饱肚子，遇到灾年还得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下常年坐着几个老人，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抽着旱烟，偶尔聊几句家常，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地看着那条通向山外的土路。
刘旭就是沿着那条土路走回来的。
三年前他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时候，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衣，脚上是一双磨穿了底的布鞋，口袋里只有几块干饼。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三年后他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洋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手表，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整个人看起来和那些从城里来的干部没什么两样。
“我屮，二蛋子！”一个男人从田埂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刘旭面前，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你这是干嘛去了？竟然弄得这么富有！这洋装这手表，没几块大洋下不来到吧！”
说话的人叫大棍，是刘旭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膀大腰圆，力气大，但脑子不太灵光，在村里帮人干农活混饭吃。他伸手想摸摸刘旭那件洋装的布料，又怕把自己的泥手弄脏了，尴尬地缩了回去。
刘旭站定脚步，拍了拍大棍的肩膀，那动作熟练而自然：“大棍，现在不要叫我二蛋子，要叫我刘旭先生。”
大棍愣了一下，然后嘿嘿笑了两声：“得勒！刘老板！你等着啊，我叫胡二娘给你下碗酸菜疙瘩面——前几天去城里打工，那扒皮老板用几斤白面抵了工资，我还没来得及吃。我知道你就欠这口！”
他说完转身就朝村东头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胡二娘的名字。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