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和补贴政策。
但要让那些全球顶级的应用开发商，为一个可能只占全球手机市场百分之十几的平台投入专门的开发和维护资源，这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报告中的预测很保守：
“在乐观情况下，2022年海外高端机型的出货量可能同比下降25%-30%；
在悲观情况下，这一比例可能达到30%-40%。”
郑非拿起红笔，在“30%-40%”这个数字上画了一个圈。
不是不信任团队的预测能力，而是他需要记住这个最坏的可能性。
第二个挑战，关于芯片。
郑非翻到下一页。
这里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
“基于现有库存及可获得的第三方芯片供应，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高端机型（Mate/P系列）的可用芯片数量，仅能满足约600万台的生产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65%......
自研麒麟芯片的先进制程代工渠道依然受阻，N+2工艺虽实现突破，但产能爬坡缓慢且成本高昂，短期内无法支撑大规模商用......”
郑非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芯片，芯片，芯片。
这个小小的硅片，成了卡住华兴高端手机业务喉咙的最紧那只手。
他想起去年八月，制裁升级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华兴高层连夜开会的情景。
那时大家就明白，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不仅自己设计的芯片无法被代工，连购买第三方芯片的渠道也受到严格限制。
好在，华兴不是毫无准备。
陈默提前布局的EDA工具链，冯庭波带领的海思团队，孟良凡教授推动的设计-工艺联合体......
这些在和平时期被视为“过度投入”、“重复建设”的布局，在危机来临时，成了华兴还能继续战斗的最后底牌。
N+2工艺的成功，是黑暗中看到的一缕曙光。
但它还太微弱，太昂贵，无法照亮整片天空。
郑非清楚地记得徐平在一个月前那次小范围会议后的汇报：
N+2芯片良率爬坡到82%，能效比相比麒麟990提升25%。
这无疑是巨大的技术突破，证明了华兴在极限压力下的研发能力和工程实现能力。
但徐平也坦诚地告诉他：到十月份Mate50发布时，能拿出的合格芯片，只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