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天津时类似，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他先是隆重接见了山东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等三司大员，以及登州、莱州等府的知府、卫所指挥使等主要官员，听取关于吏治、民情、军备、海防、漕运、盐政等各方面的详细汇报。
随后，便是更为关键的环节，分批单独召见那些从山东各地紧急赶来的重要士绅、豪商、致仕官员的代表。
这些人是地方上真正有影响力的实力派，召见的地点，设在行宫一处偏殿，气氛远比公开场合更为严肃甚至凝重。
事实上，早在圣驾抵达登州之前，关于朝廷要整顿吏治、清理积欠、严查走私的风声，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山东。
嗅觉敏锐的地方大员和豪强们，早已闻风而动。
在山东巡抚邱祖德、登莱巡抚徐人龙或明或暗的“劝说”和“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主动捐献”或“补交税款”的行动已在暗中紧张进行。
等崇祯真正驾临时，山东境内有头有脸的士绅豪商，绝大多数都已经“识相”地将巨额的金银、粮帛、乃至田产、商铺的“干股”，登记造册，“自愿”报效朝廷。
因此，当这些士绅豪商们战战兢兢地跪在崇祯面前时，皇帝手中其实早已有了一份由锦衣卫和当地官员共同核验过的、大致不差的“贡献”清单。
崇祯的接见，更多是一种“恩威并施”的仪式。
对于表现“积极”、贡献“突出”者，崇祯会温言嘉奖，肯定其“急公好义”、“顾全大局”。
对于之前稍有犹豫、或贡献数额被认为“尚有不足”者，则语气冷淡，甚至旁敲侧击，点出其名下某些“不清不楚”的产业或过往，吓得对方汗流浃背，连连磕头保证回去后立即“补足”。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最后那些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的豪强也彻底断了念想，纷纷想尽办法，变卖资产，凑足份额，以求过关。
于是，登州府库以及随行户部官员临时征用的几个大仓库，迅速被各种财货填满。
一箱箱的银锭、金元宝、成串的铜钱，一匹匹的苏杭绸缎、松江棉布，一担担的珍稀药材、名贵木材，甚至还有古玩字画、珠宝玉器，琳琅满目，堆积如山。
据随行的户部侍郎与山东布政使司的初步核算，此次山东士绅“报效”的财物折合成白银，总额竟高达三千余万两！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大明朝廷鼎盛时期一年的全国税收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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