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崇祯十五年的日历便翻到了十二月。
京城的街巷间，年节的气氛尚未完全弥漫开来，另一种独特的热闹却已悄然滋生。
前门大街、崇文门外一带，那些平日里接待南来北往商旅的上等客栈，近来到了一批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大多身着略显朴素的儒衫，头戴方巾，举止间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斯文与矜持，身边往往跟着一两个负责挑书箱、打理杂务的书童或仆役。
这些人的到来使得客栈的生意比平日红火了不少，也引得一些消息灵通的京城百姓私下议论。
“瞧见没？又是各地来的举人老爷们，这是提前来预备明年春天的春闱大比了！”
要知道此时能不远千里，在寒冬腊月便动身抵达京师的读书人身份早已非同一般。
他们并非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盘缠用尽、甚至需要靠富家小姐接济的“穷秀才”。
一个孩童开蒙读书，经过数年寒窗，首先需要通过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
通过这两试者，仅能被称为“童生”。
童生并无任何功名，社会地位与普通百姓无异，只是具备了参加下一级考试的资格。
童生接下来需通过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一旦通过，便成为了科举功名体系中最基础的等级，也就是生员，俗称“秀才”。
秀才算是有了一层功名的光环，享有见知县不必下跪、可免其家二人徭役等有限特权，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仍属“士”的底层。
而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接下来的乡试。
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因其通常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
这是国家级考试，由皇帝钦派主考官，竞争之激烈，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一省之内，无数秀才同场竞技，最终能脱颖而出者，寥寥无几。
可一旦中式，便称为“举人”，其身份发生了质的飞跃。
举人已不再是普通的读书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举人老爷”，并且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虽然不能像进士那样有机会直接进入翰林院或授任知县等要职，但可以通过“大挑”或“截取”等途径，被选任为知县、府学教授、州县学正等中低级官员。
历史上不少名臣都是这样的出身。
其次就是显著的经济与社会特权以及极高的地方威望。
举人在家乡是极具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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