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那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血汗钱。
朱娟副主任和几个姑娘也纷纷劝解，说事情或许还有转机，让他们再等等。
就在这时，王一斌站了出来，他看了看几位情绪低落的老伙计，又看了看我们，说道：“各位，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中午我做东，请四位老伙计一起聚聚，有缘共事这么多年，也算一场缘分。也请计生办的兄弟姐妹和老罗、老向作陪，咱们喝几杯，聊聊天。”
他的提议，算是给这场尴尬的对峙找了个台阶下，也体现了基层干部之间的那份朴素情谊。
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又开了，老文主任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眉头紧紧皱着，步履沉重。
我心里一紧，连忙上前问道：“文主任，怎么样？书记那边怎么说？”
老文主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的几位老专干，缓缓地摇了摇头，嘴里嘟囔着什么，听不清具体内容，但那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知道，无望了。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比之前更加沉重。几位老专干的脸上，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只剩下深深的失望和疲惫。
老罗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悲凉：“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等镇上退钱了。”
说完，他领着其他三位老专干，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他们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和落寞。
他们走后，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老文主任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头，显得十分苦恼。
“文主任，这钱……怎么退啊？”我忍不住问道。
老文主任抬起头，叹了口气，声音沙哑地说：“怎么退？哪里有钱退？年前放假的时候，所有收上来的款项，包括他们垫的钱，都已经上解到县局了。镇里的节余，全给职工发了工资津贴和福利，现在账上根本没钱。”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老文主任急于亲自去求情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不仅是在为几位老专干争取机会，更是在为这笔无法退还的垫资款头疼。这是一个死结，一个基层工作中常见的、令人无奈的死结。
政策的制定者高高在上，他们看不到基层执行者的艰辛与付出；而基层的干部们，在完成任务的压力下，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最终却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动或上级的一纸文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