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刚租下不久的大门市门口，看着那辆黑色轿车扬尘远去，再扭头望向墙上廖师傅一笔一划写就的鲜红巨幅标语，心里猛地一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顺着脊背往上窜。
方才还在俯身翻看我草拟的村民自治章程、对着协议条款逐条提点的老李局长，前一刻语声沉稳，分析试点工作的利弊、省市层面的考核导向，条理清晰；下一刻，那辆陌生的黑色轿车停下，来人简单交谈几句，老李局长便神色凝重地跟着上了车，没来得及和我们多说一句交代的话。
小张副股长站在原地，脸色发白，方才那股指点文稿、侃侃而谈的才子意气荡然无存。他垂着肩，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里的文件袋，我叫他留步吃顿便饭，他只是木然地摇了摇头，声音干涩：“不了，先回县城。”
话音落，他便催促司机发动车子，匆匆驶离了草堂乡这条主干道，朝着县城的方向疾驰而去。偌大的试点办公室门前，瞬间只剩下我，还有空荡荡的门市、墙上刺眼的红标语，以及街上来来往往、对此事毫无察觉的乡邻。
我想起马伏山那句老话——家中有老，就是一宝。父亲走后，一桩桩不顺接踵而至：女儿遇险、老幺的作坊遭了祸事，如今连自己牵头推进的计生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刚铺开摊子，指导自己的顶头上司便这般突兀地被带走。
春日里接下这项试点任务时，我不是没有清醒认知。老李局长当初说得明白，这是新世纪省市层面的重点工作，是破解新时期计生工作难题的创新尝试，风险与机遇并存。我感念县局的信任，尽心尽力筹备：在小张副股长协助下打磨章程与协议初稿，斥六千元年租租下主干道显眼门市做试点阵地，请廖师傅刷写巨型标语烘托氛围；为了稳住计生办一众年轻同事，又在区工商所租赁办公用房，另租套房解决他们的住宿，把办公、起居条件一并改善，本是想踏踏实实做出一点成绩。
可眼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块巨石砸在我心头。老李局长被带走意味着什么？是个人问题，还是牵扯到工作层面？会不会牵连到我们草堂乡的计生试点工作？上级会不会就此叫停、换人？我这段时间的筹备、投入，一众同事的安顿，会不会全都付诸东流？
种种纷乱的念头在脑子里翻涌，又不自觉绕回那个让我耿耿于怀的念头——是不是真如我隐隐担忧的那般，家中失去了父亲这一“宝”，家运连带自身行事，都开始接连遭遇阻滞与波折。
六月十二日，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就因为这一场猝不及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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