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间跨度太大了。从七十年代末的艰难起步，到九十年代的深化改革，这中间包含了多少政策的更迭、多少基层的汗水、多少时代的印记。要写好这篇文章，无异于要梳理一部厚重的地方人口发展史。
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更是领导对我能力的信任。我没有丝毫犹豫，郑重地接下了这个担子。
回到办公室，我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里。泛黄的卷宗、历年的报表、尘封的总结报告，还有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国人口报》和《人口与计生》，成了我接下来几天唯一的伙伴。
我从国家宏观政策的演变入手，试图理清那二十年的脉络。
自1979年那轮壮丽的日出驱散了迷雾，计划生育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980年，党员团员带头，责无旁贷；1981年，战略任务明确，机构独立建制；1982年，“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大法保障；1983年，荣成经验享誉全国，成为标杆；1984年，工作震荡盘整，强调抓紧抓好；1985年，坚定信念，稳定发展；1986年，弘扬先进，关注基层；1987年，伟大构想凸显人均意识；1988年，知识力量春风化雨，宣传教育深入人心；1989年，人口问题再度升温，形势严峻；1990年，强化基层，夯实基础；1991年，高层垂范，举世瞩目；1992年，咬定青山，坚持“三个不变”；1993年，希望之路，柳暗花明；1994年，综合治理，协调发展；1995年，工作思路“两个转变”势在必行；1996年，两大战略导引航程；1997年，优质服务更显风流；直至1998年，世纪冲刺，再攀高峰。
当这一串光辉而艰难的历程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时，原本庞杂的资料瞬间有了骨架。我一边翻阅，一边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要点，为撰写那篇厚重的文稿做着最充分的准备。
就在我沉浸在历史的梳理中，为自己的成长感到欣喜时，生活也给予了我最实在的回报。
从荷塘乡检查回来不久，财务室通知领工资。我领到了改行后的第一笔工资——整整五百元。这个数字让我心头一热，要知道，在学校教书时，我的月工资不过两百出头，这样资料费，那样培训费，一扣来就剩两百多一些，这一下子翻了一倍还多，果然王会计没有跟我撒谎。更让人惊喜的是，还补发了国庆、中秋双节的五十元津贴，那是一种带有纪念性质的福利，象征着单位的关怀，这在被成为“清水衙门”的学校连想也不敢想。
手里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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