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节来得早，一进入腊月末，街上的年味就像蒸锅里的蒸汽，一天天浓得化不开。我戴着从广州帽厂带回来的包耳绒帽和皮手套，骑着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鲫鱼和菠菜，车后座绑着给妻子朱玲炖的银耳莲子羹，棉鞋踩在结冰的路面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此刻朱玲正躺在里屋的床上，腹部微微隆起，脸上带着孕期特有的倦意。“慢点骑，路上滑。”她听见开门声，探出头来，声音轻柔得像初春的风。我放下东西，快步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没发烧吧？上午让你别下床，怎么又起来了？”
“躺久了浑身难受，起来打扫了一下卫生，收拾了桌子。”朱玲笑着握住我的手，她的指尖有些凉，“果儿那边，你什么时候去看看？别耽误了你的事。”我心里一暖，知道她一直记着我答应过的事。上次果儿在街上遇到我，无意间说起自己也怀了孕，还笑着说春节要留在汉龙宾馆值班，多挣点加班费给孩子买奶粉。朱玲当时就拉着我的手，问我她是谁？我便跟她详细地介绍了果儿。我说：果儿是我以前在广州认识的湖南姑娘，现在她因为认识了一位在汉城上班的贵州籍男朋友，便在这里找了宾馆的工作，现在贵州男朋友回家了，只有她一个人在此，还怀了孕，很孤独的。朱玲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于是让我务必抽空去看看她，替她送份关心。
汉龙宾馆在城东门，离朱玲娘家只有两三百米远。我安顿好朱玲，给她盖好被子，又叮嘱了几句按时喝羹、别乱走动的话，才重新披上棉袄，揣着两袋朱玲准备的核桃和红枣，骑车往宾馆赶。街上张灯结彩，红灯笼一串串挂在商铺门口，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街上追逐打闹，手里的摔炮时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路边的小摊上，卖春联的、炸糖糕的、捏面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热气腾腾的白雾里，全是过年的味道。
汉龙宾馆是当时城里为数不多的接近于三星级宾馆，门口的旋转门不停地转着，进出的客人大多提着行李箱，脸上带着归乡的急切或出游的惬意。我走进大厅，暖烘烘的空气里混合着香水味和饭菜的香气，与外面的寒风刺骨形成鲜明对比。总台后面，果儿正低着头核对账单，她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宾馆制服，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果儿。”我轻轻喊了一声。她猛地抬起头，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露出了腼腆的笑容：“爽哥，你怎么来了？朱玲姐还好吗？”她的声音带着点沙哑，说话时还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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