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慢悠悠地裹住了马伏山。山风穿过清流学校的槐树林，带着松针的湿凉，刮得教室窗户上的玻璃轻轻发响。我坐在宿舍的木桌前，指尖刚触到信纸，鼻尖就钻进了隔壁食堂飘来的菜香——下午放学后在私人食堂吃的第三顿晚饭还堵在胃里，是腊肉炒蒜苗的油润，混着米汤的稠厚，此刻竟又隐隐泛起了暖意。
桌角的煤油灯芯挑得细细的，橘黄色的光团里，浮着几粒飞虫。我先拿起给毛珍的信封，笔尖悬了半天，才落下“毛珍你好”四个字。纸页上的字迹有些发颤，就像我此刻的心思——开学后教务处的工作堆成了山，整理新生档案、安排课程表、核对教具清单，连喝口水的功夫都要挤，哪有精力细细诉说那些藏在心底的话？只能匆匆写了几句“开学事务繁杂，简复勿怪”，又补了句“待忙过这阵，再与你细说”，便匆匆封了口。
指尖摩挲着信封上毛珍清秀的字迹，忽然想起她送我离开广州前，送来的那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愿你在马伏山的月光里，寻到心安”。我轻轻叹了口气，将信封放到一边，又拿起给杨媚的信纸。
给杨媚的信，我写了又改，改了又撕，最后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纸。我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封信了——自从我回到马伏山，她的回信越来越慢，字迹也从最初的娟秀变得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山高水远，各自珍重”六个字。我握着笔，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就像心里那片渐渐黯淡的光。“杨媚，”我终于写下开头，“我在马伏山一切安好，学校的工作虽忙，却也踏实。你在深圳的日子，想必也有自己的精彩。往后，若你我再无回音，便祝彼此前程似锦，各自安好。”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将信纸折了三折，塞进信封，指尖却像粘了胶水似的，迟迟不愿封口。窗外的山风更紧了，槐树叶的沙沙声里，竟夹杂着几声轻轻的呼唤——“陈老师，陈老师”。
是朱玲的声音，从楼顶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下午在私人食堂吃了顿晚饭，这才刚回到宿舍，朱玲怎么又喊我？难道是又要叫我上楼加吃一顿？
我揉了揉圆滚滚的肚子，苦笑了一声。朱玲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从她父亲的籍贯看，也是我的同乡，她爷爷的家以前就住在马伏山南麓的张家村，跟老向校长同一个村。自从我回到清流学校，她就对我格外照顾——知道我刚从广州回来，吃不惯学校食堂的粗茶淡饭，总时不时地叫我上楼享用她做的晚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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