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返厂的外来妹。她背一个，左手提着轻的，右手用力地提起大包，走不到十米，她放下大包休息，准备双手交换轻重，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脸红了，汗水从额角不停地渗出。她还回顾了一下后面慢慢跟着的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大叠当天的广州日报等新报纸的我。
此时的我心想：以前站在三尺讲台上，总是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学习雷锋，多做好事，助人为乐。现在轮到自己了。我便跨出几大步，接近姑娘的跟前，关切地问道：“小姐，请问到哪条街？”她吃惊地回答：“到国强大街，我是国强食品厂的工人。”“那好，我是帽厂的，正好同路，让我帮你提一个包吧！”我说。
“用不着，我自己能行。”她说着还看了我一眼后，提起大包慢慢前行。慌了手脚的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了好一阵。好在身边没有其他人，否则无地自容，真想旁边有个洞，从那里钻下去。心想：就算自己自讨没趣，多管闲事吧，不过这姑娘也不识好歹，良莠不分，自讨苦吃，忘记了家乡的一句谚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后来再深思，在广州这大都市里。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坑蒙拐骗，耳濡目染，看来这姑娘在广州打工也不是一天两天，警惕性还算高，连一向给人和蔼可亲印象的我也不相信，由此我比较了南北中国在识别人信任的差异。也由此，我回想起了春天在火车上的亲身体验。
记得那时四月中旬吧，我从家乡大巴山回广州的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当火车经过韶关站时，我所在的车厢里吃力地挤进了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应该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跟我母亲差不多，脑海一下子出现了我那位善良慈祥的母亲形象。从此，我便注视着三位老人。
其中一位佝偻着背脊，拄着刺藤拐杖。由于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老大娘只好靠在厕所边站着。她们手腕里都挎起一个不轻的布包，里面装得气鼓鼓的。我的座位也接近厕所，由于缺水，列车刚起动时，总是飘来一根根熏人的臭气。我捂着鼻子，视线透过站着的人群，发现老大娘用空着的那只手捂着难受的鼻子，脸上的皱纹更强调了沧桑的印痕。我的心仿佛被毒蜂蛰了一下。我立即站起身，挤到三位老人身旁，微笑着说：“大娘，我那里有两个座位，你们去吧！”她们相互看了几眼，迟疑地示了眼神，没有出声，都只是摇头。
我又问：“三位老大娘，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呀？”她们仍是不停地摇头。我还听见较瘦的那位大娘跟驼背大娘嘀咕了几句。对白话略知一二的我便隐隐约约听出了她们的意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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