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乡村，正把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倾泻到这座“洼地”般的城市。
开春时节，报纸、电视里满眼都是类似的新闻——郑州火车站不堪重负，南京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长江的客运码头，民工如洪水般汹涌。据统计，共和国二十三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高达上千万，其中上海183万，京城130万，花城110万……
“盲流”，这个曾经带着贬义的词，如今既是象征，也是隐喻。
过去，它几乎是愚昧、肮脏的乞讨者的同义词，那些人大多是被贫困与饥饿逼得走投无路，流落城市却找不到谋生门路，只能靠乞讨度日。
可如今不同了，那些朴实面孔上的坚毅与执着，正在一点点改变着城市人的传统观念。这一年里，“要想富，就得雇”，成了城市与乡村人口双向奔赴的欢乐主题。
九十年代的震荡，正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组为序曲，缓缓拉开帷幕。
可就在这股生机勃勃的外来人口大潮里，有两个提前数年就来到京城的日本“北漂儿”，却丝毫感受不到时代浪潮的快意，反而被前所未有的挫折感裹挟，对未来充满了彻骨的担忧。
焦虑与惊惧像两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了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真切地嗅到了末日降临的气息。
他们，就是曾经在京城游乐园项目上奴大欺主，如今正遭受反噬的日中总合驻华代表——杉本雄一和佐藤健太。
1991年2月20日，大年初六。
京城游乐园的日方总经理办公室里，暖风机嗡嗡作响，吹出的热风却驱散不了半分寒意。
杉本雄一瘫坐在宽大的皮椅上，领带被扯得歪歪扭扭，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得像一团鸡窝。
他面前的茶几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礼品——山崎威士忌、七星牌香烟、顶级玉露茶，还有索尼迷你录放机、松下录像机，甚至西铁城手表，以及塞着十万日元的五六个厚红包。
这些都是春节前，他们费尽心思准备的“敲门砖”，如今却原封不动地砸在了自己手里，连一丝水花也没溅起。
区政府的领导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隔着门客客气气地打发人，别说收礼物了，就连一句准话都没留下。
佐藤健太站在窗边，手指烦躁地在玻璃上敲出“哒哒”的声响，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楼下涌进园区的游客，那些操着京城口音的男女老少，牵着孩子的手在旋转木马和过山车旁笑得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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