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