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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论虽未出台，可“七上八下”却已经成了一条界定私人雇工性质的铁线。
“八大王”为什么被查，不就是意识形态之争，个体经济规模仍然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吗？
这就是当年的商业环境特色，属于时代的特殊性。
所以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这年头，外商可以享受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国家自己人却不可以。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又让人很无奈的事儿。
但宁卫民，就恰恰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突破了这样的限制，成功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之计。
通过合作的方式，让街道成立缝纫社，帮他管理工人一切事务。
实际上，等于是把缝纫社当招牌门面，顶在前面，宁卫民以此来抵挡工商税务。
同时把街道李主任和居委会的边大妈，又都变成了他的车间主任。
他还不给人家开工资，设备也需要人家去自己筹措。
可反过来，这二位还都得代表街道和居委会谢谢他。
瞧瞧这事儿闹得吧，宁卫民就跟狼吃兔子似的，但凡是他能占的便宜都得着了，丁点儿也没糟践。
把生意算计到了这份儿上难道还不是本事？
至于那些工人们，当然就更是血亏了。
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福利劳保，没有带薪假期。
却为了一句“上不封顶”的话，和做一件两三毛的加工费。
每天扔下家里的事儿，强忍疲惫来这里苦干。
即使她们要聊天，比较散漫。
可因为按件分配的制度，劳动效率也比国营厂的工人要好些啊。
这些人又哪儿会知道？
宁卫民照顾2号院的邻居们，把衣服一转手，一件就提五毛呢。
所以，像苏锦生怕缝纫社办着办着就不办了，纯属杞人忧天。
他感恩戴德，一心认定的大善人宁卫民，一样也被开业以来，缝纫社给他带来的丰厚收益给晃花了眼。
正乐得屁颠屁颠地精打细算，继续琢磨怎么从中刨出更多的利润来呢。
这一点，从这小子和边大妈的对话中就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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