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非儒家莫属。
孔颖达沉思良久，问道：“如何与时俱进，又如何积极进取？”
颜师古道：“以往之华夏在于大一统，故而我儒家之核心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如今之大唐，举国征伐、戈矛向外，所有人都在积极开拓番邦异域之利益，故而我儒家之核心，当在于‘内圣而外王’！”
国家统一之时，儒家顺应形势，一举而为百家魁首。
国家开拓之时，儒家更要顺应潮流，更改核心教义，以便于帮助国家的文化霸权、驯服番邦，使得儒家始终占据大义名分，确保自身之地位。
无论是颜师古、亦或是孔颖达，这些将儒学研究至登峰造极之境界的大儒，都深刻意识到所谓的儒学不过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已，国家需要一个何等样的审美，他们就会将这个小姑娘打扮成什么样子。
太宗征辟我前往辽东，即将成行，忽而染病卧床，太宗闻之罢休，嘱我好生将养、以后为国效力。那时我就忽有所悟，如若那场病晚来一些，等到奔赴辽东苦寒之地，必定病情加重，指不定便买股辽东、未必能够重归长安。由此可见，或许人生之定数未必不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