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畜生行径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金泰亨微微叹了口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陈和梁在1984年的北平重逢，当两个垂暮老人在2009年看着他们国家的阅兵式痛哭时————」
「观众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国雠家恨，升华为对一种关於生命尊严与历史公正的悲悯。
这种情感，相对而言比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仇恨，更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接受和共鸣。」
菲国参赞卡洛斯深以为然，两人各自坐上大使馆专车离开的同时，也都情不自禁在心中叩问：
一部电影，两个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指控，但它做到了什麽？
它让大会堂万人静默，让香江街头的年轻人仰望北方，让台北影院里的老人沉默垂泪，让马尼拉、河内的观众想起祖辈的伤疤。
它用八个中国飞行员的命运，撬动了半个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阀门。
这比发布十份外交声明、举办一百场文化交流论坛都更有效。
声明和论坛的目标是政府和精英，而这部电影的目标是人心，是那些普通市民、学生、职员、家庭主妇的心。
它播下的不是观点的种子，是情感的种子，是记忆的种子。
这种子一旦在公众心里生根，就会自己生长，影响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我们和他们的看法。
冷战结束後的这二十多年，他们这些外交官最清楚：
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已不限於航母与飞弹，一场电影、一首歌、一款游戏、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美西用价值观渗透、文化产品输出、普世价值包装着着的糖衣炮弹，在不知不觉中改写着一代人的认知与认同。
在这样一场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壕，但阵地一寸都没有少的文化战争中，一个路宽，又值多少个师呢？
只不过对於文化参赞金泰亨而言，很可悲的是即便自己国家的流行音乐，K—pop和韩剧席卷全球，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冷静下来想一想，那些东西背後的文化根基是什麽？
是深植於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历史记忆吗？
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坦然讲述自己近代史伤疤的勇气吗？
他悲哀地意识到，不是。
韩国娱乐圈的繁荣，很大程度建立在对西方流行工业模式的模仿与改良之上，它的生命力来自快消与潮流，而非来自厚重的文明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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