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俣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具体就是：
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在蒙古高原南部的绿洲与河谷要地，数百座规模宏大的黄教寺庙拔地而起（初时只是用帐篷圈地），大量的西域高僧被大宋朝廷请来担任主持。
与此同时，大宋朝廷还明文规定：凡入寺为僧的人，不问种族，皆可获大宋朝廷发放的“度牒粮”，每月按时领取粮食、蔬菜，且僧众可豁免一切徭役赋税，不受部落纷争牵连。
消息传开，那些在寒冬中走投无路的蒙古残余部落，瞬间看到了绝境中的曙光——他们不必再为争夺草料而自相残杀，不必再面对宋军的坚壁清野而坐以待毙，更不必远走极寒之地或西域荒漠苟延残喘。
对于不愿投降大宋、却又渴望活下去的蒙古人来说，黄教寺庙成了他们最稳妥的归宿。
而这恰恰中了张纯之计：出家的草原游牧壮丁脱离了部落武装，等于釜底抽薪般瓦解了游牧族群的战力；部落成员分散依附各寺庙，原本抱团的族群自然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黄教“不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会慢慢磨平这些草原上的人骨子里的剽悍，让他们从“马背征服者”变成“寺庙依附者”。
随着时间推移，草原上的人渐渐习惯了依赖寺庙的供给，习惯了定居生活，原本的游牧技能逐渐生疏，人口繁衍因男子出家而自然锐减。
最终，就像历史上清朝时的蒙古人那样，几代之后，草原上再也难觅能弯弓射雕、聚众起事的强悍族群，只剩下虔诚的信徒与依附寺庙的牧民，对中原王朝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说穿了，张纯“堵不如疏”的策略，就是学清廷将军事封锁的“硬压力”与宗教引导的“软约束”完美结合，即：
军事封锁断绝了这些草原游牧部落作乱的资本，黄教传播则消解了他们作乱的意志，一刚一柔之间，既避免了不死不休的血战，又从根源上解决了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这比单纯的杀戮或驱逐，更显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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