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的拍着案几，翻出前朝“皇子失仪必纠”的旧例，说今日纵容偷看，明日便敢漠视尊卑；
主张宽纵的则急得直摆手，反复念叨“陛下最是宽厚，岂会因小儿之事动真怒，真罚了，恐迁怒太学”。
中间派想打圆场，提议先派人去探探赵俣的口风，却立刻被两派同时反驳——严惩派骂这是“徇私畏上”，丢了礼法官员的风骨；宽纵派则怕消息走漏，反而让皇子们落个“被监视”的名声。
一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太学学正秦桧提议：“不若请几位太学中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前去处理此事？”
一众太学的官员听言，眼睛全都是一亮。
秦桧这招确实高明，直接解了太学官员的困局。
皇子在太学求学，按理来说，太学应该管着皇子，却又碍于他们皇帝宗亲血脉的身份，罚重了怕触怒皇权，罚轻了又落个失职的罪名，左右为难。
而如果把这些事推给太学中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等于把“烫手山芋”换了主人——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与犯错的皇子宗亲同属皇族，既懂皇室规矩，又不必像太学官员那般束手束脚，处理起来既能顾全皇室体面，又不会让礼法失了分寸。
更关键的是，这一招彻底摘清了太学。无论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最后是严惩、宽纵犯错的皇子，还是折中处理犯错的皇子，决定都出自皇室内部，外人挑不出太学“徇私”或“严苛”的错处，太学只需配合即可，免去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对那些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来说，这也是一次实打实的锻炼。如果他们能处理好这件事，就代表他们既能权衡“亲情”与“礼法”的尺度，也能借这事在皇族内部立住“公正持重”的名声，为日后可能参与更重要的国事铺路。
很快，一众太学的官员就采纳了秦桧的主意。
有人还对此做了一个补充，认为这些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人数不能太多，不然，这事可能就压不住了。
商量过后，大家一致认为，三位最好。要是他们的处理意见相左，还能投票表决一下。
经过商量，太学的一众官员选择了两位目前在太学的最德高望重的皇子、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宗亲。
这两位皇子，一位是赵俣的五子赵楷，一位是韦贤妃给赵俣生的长子赵构。
那位宗亲则是，端王赵佶的唯一的一个儿子赵桓。
赵楷不必多说。
如今在东京汴梁城的所有皇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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