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的方向飞去。
陈光良站在观礼台中央，他看着那只货柜稳稳落在拖车上，金属碰撞的脆响里，藏着香港经济转型的密码——三年前他在立法局提出“货柜化”时，怡和的大班还嘲笑这是“华人商人的异想天开”。
“陈先生的远见，现在没人敢质疑了。”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的声音带着雪茄的醇厚，他指尖敲着观礼台的栏杆，目光扫过堆场里忙碌的工人，“光是这 1号码头，就带动了香港不少经济发展”
陈光良转头时，恰好看见太古洋行的施约克正与嘉道理家族的罗兰士低声交谈。施约克的马鞭在掌心轻拍，马鞭穗子上的太古标志随着动作摇晃：“谁能想到，当年堆满烂泥的醉酒湾，会变成亚洲第一个货柜码头。”
“更没想到的是，环球集团只占 20%股权。”罗兰士的犹太式鼻子在阳光下泛着油光，他瞥了眼陈光良的方向，“换做是怡和，怕是要争到控股才肯罢休。”
陈光良假装没听见这些议论。他清楚这群英资大班的心思——1号码头里，欧洲三家海运公司占 35%，汇丰、太古、嘉道理分走剩下的 45%，环球集团看似占比最低，确实单个最大的股东。
剪彩仪式后的鸡尾酒会上，戴麟趾举着香槟走到地图前：“二号货柜码头下个月动工，由日本海运公司主导；三号交给美国人。陈先生觉得，十年后葵涌能成为世界第几大港？”
“第一。”陈光良的回答干脆利落，他指向地图上的维多利亚港，“香港的优势不在土地，在转口贸易。货柜化能让我们的装卸效率提升十倍，只要保持自由港政策，新加坡、高雄都追不上。”
桑达士在一旁轻笑：“陈先生总是这么有信心。”
酒会进行到一半时，港督的副官匆匆走来：“陈先生，欧洲海运公司的代表想和您谈谈航线合作。”
陈光良离开时，听见桑达士对施约克说：“看到了吗？他不需要控股码头，照样能让环球集团成为最大赢家。”
“这才是最可怕的。”施约克的马鞭终于停下，“货柜革命刚开始，他已经在布局下一个十年了。”
夕阳西下时，第一艘货柜轮“环球号”鸣笛启航。陈光良站在码头边缘，看着货柜在暮色中连成流动的金属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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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湾跑马场的喧嚣还未散尽，隔壁街角已竖起醒目的红绿招牌。
1965年深秋的清晨，连卡佛集团的高管们站在玻璃门内，看着穿校服的学生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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