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除了不允许过节，而且各大公司也不放假，成为历史最严厉的一年。
为什么说是‘历史最严厉的一年’，因为不提倡过春节，是1912年《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最先开始的。
如今南鲸政府已经名义上统一全国，自然再次旧事重提，而且更加的严格执行。
其实，就是一种政Z的体现！
《东方日报》接到通知，只允许报道政府执法的新闻、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有‘结论’，就是不做裁判，好与坏让读者自己的评判。
也不是说《东方日报》从来没有自己的‘评判’，只不过是在敏感的政治上，一向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这个‘度’如何把握，不需要陈光良亲自抓，毕竟只要不是一贯的‘反南鲸政府’，偶尔有点突出的言论，那都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陈光良只要把握好大方向，其它问题不大！
刺头还是让《申报》去当，至于《新闻报》则是偏南鲸政府的。
春节过后，陈光良来到四明银行。
在虞洽卿的介绍下，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接见了陈光良。
虞洽卿只是四明银行的董事、协理，但一开始是四明银行的创始人。
在1910年，沪市爆发举世震惊的橡皮风潮（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就设计了一个橡皮股票骗局），四明在风潮中也险些颠覆。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宁波人孙衡甫乘机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双方一见面，自然就大打‘同乡牌’，大家都是宁波人，总归有份情面在。
孙衡甫期间说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宁波又出了个了不起的商人。”
如果仅是地产商，还配不上这种称赞，但如今陈光良可是报业大亨了，关键还年轻。
陈光良趁机说道：“虞前辈、孙前辈，都是我们宁波人的榜样，正是有你们这样的前辈，我们这些后辈才有明灯。”
不打同乡牌，那就是浪费。
他们宁波同乡中，还有个最大的人物，那就是如今华夏最有权势的人。
孙衡甫接着说道：“好啦，那我们也多讲那些。听洽卿讲，你想向四明银行借贷一笔款项？”
陈光良点点头，随后说道：“我想向四明银行借贷20万大洋，用于发展地产，主要是用于收购愚园路上的地皮，以及自建一批洋房。抵押物中，是打算以威海路和霞飞路的价值30万大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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