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概念首先是用来描述唐代的诗歌文学等各种文化的丰硕成果，而后才渐渐兼具了史学概念。
在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前，是持续几百年的南北朝大乱世，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治。
所谓的经史义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普通民众也很难顺利接触到文化。当然在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获取文化也并非一个迫切的问题。
但是随着隋唐帝国完成统一，文化的正本溯源、汇总整合以及广泛传播，也是政权中枢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在这当中，盛唐开元时期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修书活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时期，不只在唐代，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真正的让士族家事成为普世之学。
张说长期担任集贤学士首领，本身又文化素养极高，在当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文学与吏治之争这种观点却把张说及其行为解构为招揽词学之士、进行朋党之争，对于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内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较于古人所推崇礼法之类旧说，后人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一个群体、一个政权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感受无疑要更加的深刻与直接。
后世因为意识形态被解构、崩析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几乎没有停息过。所以对于开元文学，也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开元文治是一个集体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中央文人，诸如李白、孟浩然这些在野之士同样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逊于体制中人的贡献。
张说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并非无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说、王说，但无论谁说，只要引导并推动了开元文治的辉煌，无疑都是值得褒扬的。
吏治有良吏、恶吏之分，文学同样也有机敏通达之变、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时候都有夸夸其谈、滥竽充数之流，但是让他们如此丑陋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吏治，这二者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学与吏治只是一种非常浅显的身份特征抓取与表述，既不足以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斗本质，对于中枢斗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涉及颇少，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表述方式。
其实如果这种斗争内容确实存在的话，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朴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视角：我都要，犯法的？谁规定的？
越是中枢高层的权力斗争，帝王的意志便体现的越明显。
不要说唐玄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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