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操舟返航。
在周玘想来，京口沦陷，固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其实也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眼下的此情此景，与汉军在陇右的战局何其相似？刘曜率军奇袭陇右，突破瓦亭口，使得赵军得以翻越陇阪上陇，不正如今日齐军奇袭京口，继而大举渡江么？
而杨难敌既然能暗中联络陇右、河西各部豪族，突然断去赵人的下陇之路，继而聚众反击，大获全胜，将赵人一举赶回关中，自己又何尝不能号召三吴乡族，摧毁齐人的水师与后路，再将南下的齐人尽数歼灭呢？虽说吴人向来进取不足，但要论同仇敌忾地抵御外敌，也有不少美谈。诸如赤壁、夷陵、西陵这样的大捷，都可以说是守土团结的明证了。
回到石头城内，周玘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以晋安国相的身份，传信于钱塘朝廷，要求留守的甘卓与褚沈、武嘏、章辽等人，尽可能动员周遭大族部曲，北上抵御齐人，二是传信于合肥，要求淮南汉军尽快南下前来汇合，既然齐人已经自京口渡江，他将离开建邺，移师江乘，威逼齐军返回京口，在此进行决战。
这次决战理应是无法回避的，因为齐人此次渡海的数量非同小可，势必要靠淮北运粮接济，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齐人只能先解决江面的安全。
但江东形势的下一步发展，却并未走向周玘预料的方向。
一是他从来都高估了江东吴人的团结程度，正如同他当初试图联合吴人与刘羡讨价还价，结果却被其余吴人率先抛弃一样。这百年来，吴人固然能在抵御外侮上保持团结。但这是要建立在吴土没有被直接入侵的前提下。吴人以扬州为核心隔岸制衡，用水师在三吴之外御敌，或可荣辱与共。
可一旦本土为外人直接逼凌，吴人向来都是不愿意流血的。当年王濬东进之时，吴人见水师不可敌，明明建邺还有近十万大军，不就直接做鸟兽散了么？以致于一箭未发，竟逼得孙皓白衣出降。而孙策仅以千余区区弱旅南下，便在三吴汇集数万大军，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此次危机亦是如此，齐人既已渡江，而是如此规格的兵力压迫，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成为吴人团结的祭品，见风就倒，先保全自身才是惯用的政治智慧。只有自身有实力，才永远有谈判的资格。
二是周玘低估了王弥南下的决心。虽然齐汉已经建国，但实际上国家根基并不稳固，作为军事领袖的王弥本人更没有占地为王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仍然当自己是一支流民军的统帅。对他而言，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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