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四年二月辛巳，时年十二岁的刘羡正式开始守孝。
作为自两汉年间因尊崇儒术逐渐普及的民俗，守孝之礼在西晋时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发展到登峰造极。
按照《礼记》中记载，在服丧期间，为体现孝心，守孝者的饮食要格外注意：如头三日不食，出殡后方可食粥；等到了百日卒哭之后，才可以疏食水饮，也就是吃点粗茶淡饭；而一年小祥以后，才可以吃菜果；两年大祥之后，才可以用酱油盐调味；等到守孝期满，才可以正常饮食，也就是可以吃肉了。
居住方面也是如此：在死者未下葬之前，孝子要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之中；下葬之后，棚屋内壁可以涂泥挡风；百日之后，可以对棚屋稍加整理；一年小祥，可以拆除改建棚屋，用白灰涂墙，铺用普通枕席；大祥时，就可以回到平常的房屋，但不能用床；守孝期满，就不做要求了。
这样苛刻的守孝内容，既妨碍生产，也毁坏人的肌体，在生活中自然是很难完全遵守的。
两汉期间，能够按《礼记》执行下去的孝子，不能说凤毛麟角，只能说完全没有。被地方当做道德表率推举上来的孝廉，既有守孝了二十年，期间和妻子连生数子的，比如汉桓帝时之赵宣，也有先故作不孝姿态，然后假装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的，比如汉明帝时之许武。所以当时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所以说，能够忍住世俗诱惑，不折不扣地守孝三年的，就已经是当时知名的大孝子了。比如汉末时的袁绍，先服母丧，再服父丧，守孝六年，因此闻名天下，人人以为贤。相比之下，被察举为孝廉的曹操，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事迹。
但到了西晋时期，守孝之礼受到了空前重视，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死孝”的氛围。前些年，河东王接丧母，他为母守孝三年，严格执行《礼记》的饮食要求，以致于“柴毁骨立”，仿佛饿殍。而平阳王延更是夸张，据说他九岁丧母，守孝期间，三年泣血，几至灭性，后来每年遭逢忌日，都要哀嚎悲泣十余日。哪怕是阮籍这样，以放荡不羁，蔑视礼法闻名的隐士，也不免要遵守吊祭之礼，只是具体细节不合常规罢了。
守孝到几乎要死人的地步，这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一样风俗能够发展到这种地步，自然也有时代独特的原因，说来无非是两条：
一是经过数百年的权力斗争后，士族终于争得了应有的权力地位，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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