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省还承担不起，故长期不考虑划拨给贵州省。（二）明初，整个平越地区，汉民居民甚少，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和仡佬族等，除布依族外，生息在该区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由于其传统生产方式与汉族差异甚大，为了维护驿路的安全和减轻驿路维护安全费用，明廷在湖广经黔入滇道实施湖广、四川、贵州三段管理，其管理费用也分别由以上诸省承担。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财力负担，故朝廷也不急于将播州平越地拨入贵州统辖。（三）明朝初年，西南边疆还不稳定，既有蒙古残军的叛乱、又有诸夷的叛服不常，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
故此，明朝要经营这样的地区，也别无选择，只能强化对播州杨氏的控制，然要达到对播州杨氏的有效控制，就需要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以免刺激播州土司。因此，朝廷对播州土司一直采取安抚政策，在税赋上，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营政策。《明史》卷三百一十二载：“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然朱元璋“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永乐四年，（朝廷又）免播州荒田租”。《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五七亦载：“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数千万亩，旧额粮岁以五千八百石”等等。在播州土司统辖 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区区岁粮，还不足中原一县，足见朝廷经营播州之良苦用心。
鉴于上述，朝廷对播州土司这种尴尬的经营模式，诱发了播州土司的骄盛和叛逆，出现了对治下土司、庶民的残酷统治，进而对抗朝廷。《神宗万历实录》卷二七八载：“宣慰司所属田、张、袁、卢、谭、罗、吴等七姓民及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势，上诉重庆府。”但据于边患，四川巡抚李化龙以调杨应龙“防松潘”，暂免其罪。值得一提的是，此处“防松潘”，指的是西北蒙古越过了藏彝走廊，进入川西，详情请见下文。此外，为了加强对杨应龙的统治，以免其变乱，朝廷以其子杨朝栋为人质，不幸的是杨朝栋竟死于重庆，引起了播州杨氏对朝廷的不满，终于引发了“万历三大役”①之一的“播州之役”。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明万历元年（1573），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康区，已进至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万历八年（1580），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实力，将青海和康区的“邦根”寺院，陆续改建为格鲁派寺院，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万历十八年（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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