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化。”
她在“合同履行状况”下方重重画了两道线：“标的额100万元以上的仍在履行中的合同，将是他们审查的重中之重。我们需要把所有这类合同整理出来，逐一排查可能的风险点。”
毕晨此时插话道：“业务端不能乱。我会确保所有项目正常推进，避免内部恐慌。稽查期间，公司运营不能有任何异常波动。”
傅斯年从公文包里拿出几本法律文献，分发给沈白婕和毕晨。
“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建立三道防线。”他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证据防线，确保所有法律文件齐全、有效且相互衔接。”
他特别强调：“稽查组对检查证据的要求极为严格，这集中反映在《财政检查工作底稿》上面。他们实行三级复核制度，即检查小组组长复核、检查组核心小组成员逐一复核、检查组组长复核。”
“第二是程序防线。”傅斯年继续道，“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稽查组的每一个程序步骤，确保他们严格依法行事。比如，稽查组进点前3天，必须向被检查单位下发《财政机关财政检查通知书》，并且索取由被查单位签字的送达回执。”
沈白婕若有所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监督程序合法性，来保护自身权益？”
“正是。”傅斯年点头，“第三是法律解释防线。在有些模糊地带，我们可以通过合理解释法律条文，来争取对企业有利的解读。”
他讲述了一个历史案例：“就像民国时期学者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时，处理过的一起纠纷。面对双方要求砌高墙隔绝彼此的冲动要求，他没有简单拒绝，而是让工匠砌到一尺高就停工。”
“半个月后，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冲动，主动要求拆除矮墙。有时，以退为进是最好的防御策略。”
在沈白婕和傅斯年专注于构建防御体系时，毕晨已经构思出一套完整的运营应对方案。
“稽查期间，集团运营必须保持常态化和透明化。”毕晨的声音沉稳有力，“任何异常的运营调整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他拿出平板，调出自己初步拟定的方案：“我已经要求财务部门按正常节奏处理所有业务，不对任何账户进行非常规操作。同时，所有部门负责人必须确保业务流程的完整记录。”
沈白婕欣赏地看了毕晨一眼。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他依然能保持冷静，维护集团的正常运转，这正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定力。
“另外，我会加强内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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