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余切不再想要影响管谟业，他觉得管谟业能受影响最好，管谟业毕竟是很有才能的人，但不受到啥影响，也无所谓。
人们把管谟业这个作家妖魔化了，要么认为他是一个有险恶用心的人，要么认为他是讲真话的良心，其实他只是一个作家。
常常请客吃饭的余切，这一次也请管谟业吃了一顿，然后一反常态告诉他：“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
可想而知，管谟业有多诚惶诚恐——这像是那些整死美妾的残暴皇帝的免责声明，先笑嘻嘻开玩笑，请求做某事，等美妾一答应了，然后就砍了美妾的脑袋。
管谟业吓了一跳，饭也不吃了，脸也白了：“余老师，我改呗，我改。”
余切却摇头道：“我之前思想出了问题，我总想着走捷径，用一点儿小的行动，影响将来大的事件。但是我忘记了，我自己就是最大的捷径。”
管谟业当然不知道余切在说啥了。
余切说：“你去吧，你的写的好，非常好。你也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其实我最看好你。”
“但是，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写，就那么来吧。”
管谟业给吓坏了，又感动，又察觉到一种寒意。然后呢，还本能的觉得余切可能要写点东西了。
是啊，从芥川奖之后，余作家已经没有写过了。
拍电影、搞慈善和做文学讲师，占据了余切的时间，读者已经期待他太久。
到底他能写出什么样的，对上什么样的事件，大家都十分期待。
文学进修班临近结课，课程变得很轻松，留给学员们很多创作的时间。所有学员们都在冥思苦想，按照他们历史既定的流派，写出了他们关键的作品。
管谟业的自然是那一篇《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自此诞生；余桦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这又有“意识流”，又有先锋文学的特性，这并不是余桦特别出名的，却是最能代表他早期风格的，暴力、冷峻；苏彤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他在其中创造了繁复的隐喻世界；屈铁宁、王安忆各自写出了《麦秸垛》和《小鲍庄》，一个涉及到乡村几个妇女，一个把淮北农村救灾同《圣经》联系到一起。
这些都十分优秀，是作家们走向成熟的标志，各种文学技法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人类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成为创作素材，有时候光看这些，甚至觉得比他们的成熟期代表作还要锋芒毕露得多。
因为他们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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