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虽然也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但是看问题的高度肯定是比唐日月要高一些。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自己是政策的制定者，自己会考虑哪些东西，会担心什么内容。
这么一想，那么本次政策上面的一些苛刻的条款，似乎就能够理解了。
如果这样子的条款之下，改革都还能取得成功，那么绝对值得大规模的推广。
如果失败了，那也是一次没有什么损失的尝试。
唯一的损失就是承包这个工厂的人，估计要背负一大笔债务了。
因为承包合同里头可是会明确要求相关人员承诺的盈利，如果没有达成，那么这部分盈利的一定比例是要由承包人去背负的。
相当于你承包这家工厂，就是承诺了会盈利。
一旦承诺没有实现，那就要承担一定的债务了。
虽然不是承诺盈利10万元，到时候没有盈利的话，这10万元都要你负担。
但是哪怕只是负担10%，那也是1万元。
1980年的1万元，绝对可以让无数人望而生畏，能够压垮无数的家庭。
这应该本次改革最大的困难点了。
许多人就算是有想法试一试，有信心试一试，但是面对这种风险，也会选择退缩。
就像是后世的创业，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哪怕是有许多想法，也不敢轻易的尝试。
反过来，如果是家庭条件很好，试错成本很高也无所谓，那就可以随便试一试了。
很显然，江辉就是属于可以轻易的承担试错成本的少数人。
“道理是这个道理，一机部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只是这么苛刻的条件之下，我感觉这一次的文件，最终可能白发行了。”
唐日月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去考虑承包一家这样子的工厂。
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除非是像首都汽车附件厂这种经营状况很不错，前景明朗的工厂，才值得去冒险。
“先看看情况吧，估计清单中的这些，肯定是有一些厂没有人承担的。”
“到时候一机部很可能会考虑降低一下承包的条件吧。”
“亦或是有哪个厂被人承包之后，局面很快出现了改变。”
“那样子才能刺激到更多的人去冒这个风险。”
不得不说，何清泉的这个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