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高义，世间难见。
相比苏轼的感动，苏辙更是涕泪横流。
赵孝骞似乎与苏家天生有缘，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保护苏家了。
上次苏辙也是被章惇所陷，被拿入刑部大狱，赵孝骞遣皇城司直接闯入刑部正堂要人，逼得刑部一众官员不敢稍动。
一次又一次救苏家，赵孝骞对苏家的恩义，简直不啻于再造。
与此同时，御史中丞黄履等三人的不法罪证也在紧锣密鼓地查缉中。
章惇既然拒绝了赵孝骞提供旧党官员的罪证，那么赵孝骞就拿新党官员开刀。
反正赵孝骞的政治立场很模糊，不管谁挡了我的路，什么新党旧党，该办就办。
不参与党争的人，如果本身有权力又有实力，其实是可以凌驾于两党之上的。
赵孝骞如今是枢密院的第三号人物，又手握皇城司，而且从来不参与新旧两党的争斗，超然的权力和地位，代表着他可以动用权力拿捏绝大部分朝臣。
皇城司算是百年老品牌了，自打开国的武德司开始就存在，后来武德司改名皇城司，不过是换了个名字，但底蕴却越来越深厚。
监察京师百官是皇城司最主要的职能，想要搜集某些朝臣的罪证，过程并不难，基本每个比较重要的朝臣家里都有皇城司埋下的眼线，赵孝骞一道命令，罪证很快就被挖了出来。
御史中丞黄履，侍御史来之邵，中书舍人林希。
这三人成了皇城司重点照顾的对象，冤有头债有主，毕竟参劾苏轼是他们三人发起的，赵孝骞自然要先拿这三人开刀。
三个人，三份罪证，当天晚上已整整齐齐摆在赵孝骞的案头。
而这三人仍浑然不觉，第二天的朝会上，三人仍一副忠臣直谏的模样，参劾苏轼数款罪名，要求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介入，查核苏轼之不法。
苏轼最主要的罪名是“谤君”，因为有证据表明，苏轼在各种宴会上酒后大放厥词，痛斥当政，怒骂官家废旧复新，是大宋立国后的最大昏君云云。
所以，“谤君”的罪名基本没跑了，更何况与苏轼一同聚会的基本都是被排挤打压的旧党官员，这些人聚在一起能说当朝什么好话？
别以为“谤君”这桩罪名是小事，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也是这桩罪名，差点被杀了头，如今苏轼又重蹈覆辙，有了前科再犯，性质甚至比当年的乌台诗案更严重。
当舆论大到一定的程度，小事也能变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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