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被崔道怡交到了和江弦关系很近的王扶手上。
王扶花了一天时间看完这篇，当她合上最后一页时，内心已被深深的震憾填满。
这部的格局太高了！
它站在一个超越阶级的高度，用一种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
“绝对的一篇好文章！”王扶激动的和崔道怡反馈道。
“这种大篇幅魔幻色彩意识流的笔法，除了江弦，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写出来了。”
王扶先是分享完自己的心中的惊讶，又道：“崔老师，这篇在发表以前，我有个比较顾虑的地方。”
“你说。”
“现在倡导中日友好，江弦这篇里写.剥皮，你说会不会”
众所周知，80年代大环境是倡导中日友好，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为什么友好呢？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要对抗毛子，寻找盟友，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也要倾销商品。
所以说这种友好是两国都需要的。
但这不代表80年代文艺界关于抗日、抗战的宣传停下来过。
光是陈道明早期参演的电影里，抗战题材就有好几个，1983年的《一个和八个》，1987年的《屠城血证》。
另外还有1982年的《开枪，为他送行》，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
这还没提全国各地反复播放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除了《南征北战》，前面两部可都是讲抗日的。
冷知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1982年兴建，并成立课题小组，专门收集资料，研究这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是1985年落成。
那年，他老还亲自视察了南京，去题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名。
有统计数据，在1960年-1982年期间，《人民X报》宣传南屠0次，在1982年-2000年期间，《人民X报》宣传南屠400多次
所以友好归友好，宣传归宣传。
抗日从来都不是敏感的禁忌词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抗日是绝对的屁股正确。
说白了，所谓中日友好也就是各持所需，实际怎么样，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不说破罢了。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以获利多少与国家实力强弱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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