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转折期，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问题。记得当时《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从北京赶到我下乡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亮亮相，哪怕写一篇散文，给《人民日报》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说陈忠实已趴下了。我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读者。那时候和后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剥离，使我获得了文学的新生。第三个阶段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意识到《白鹿原》的内涵和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软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能否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
李国平：在你的文学生涯中遇到许多文学前辈、文学编辑、文朋诗友，王汶石、吕震岳、蒙万夫、徐剑铭、张月赓、李下叔、何启治，他们可说是你的良师益友，每每在创作的重要关口给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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