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甭说旁人把你不当个人人看，兄弟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可你把事弄成了，真成个人人了，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还真的被弟弟堵住了口。这是生活运动的铁的法则。他当业余作者时，屡写屡投屡屡不中且不说，即使后来连连发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时，文坛也没人看好他，只有那部小说和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之后，原有的、属于他的生活秩序整个被打乱了。这个过程和过程中的生活法则，被弟弟都识破了。作家突然想到，论脑瓜，这个货还真的不笨；论心计——好的或坏的——他还真的不缺，说不定弄不来小事还能弄成大事哩！而今常常是这类人最早越出原有的生活轨道和惯性，一夜暴富。作家便松了口，半是无奈地笑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你搞吧！”
弟弟笑了：“现在该求你了。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字条儿，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贷出款子来。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办这事不费啥。”
作家故作惊讶：“哦！你还真动脑子了，把我的朋友关系都调动起来了……”
“而今这社会好是好，没有‘关系’活不了。”弟弟说，“你不过写一张二指宽的字条儿。刘县长也不过给行长打个电话说两句话。都不算啥麻烦劳神的事咯！”
作家笑笑，夹着烟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给刘县长写了一张字条儿。
几天之后，作家愈来愈感到某种逼近而又逼真的隐忧。这种隐忧之所以无法排遣，在于他意识到某种危险。作家的情绪制约着思路。总是别扭，总是不能通畅，总是无法让想象的翅膀扇动起来，正在写作着的长篇巨著遇到了障碍。他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县长办公室的号码，很内疚地说明来龙去脉，最后才点破题旨：“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说不清道理才把他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打发走算了。”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前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农行行长了。”
“这怎么办？”作家急了，不是怕弟弟贷不到款，恰恰是怕他贷到了款子，三天两后晌把钱赔光了怎么办！他对刘县长叙说了自己的隐忧。
刘县长不在意地笑了：“银行现在不会再做这种挨了疼而说不出口的蠢事了。现在贷款手续严格了。你放心吧。”
作家放下电话时，稍微安稳了。
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
弟弟说：“哥呀，贷款是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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