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下无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员以掌控朝政，而文武百官畏惧的是宦官背后的皇权而不是宦官。
因此，无论权势再大的宦官一旦在皇帝面前失势，那么顷刻之间就会掉了脑袋，其党羽也会被迅速铲除。
例如刘瑾，正德帝被其飞扬跋扈和横行无忌所激怒，一声令下权倾朝野的刘瑾就人头落地，至于天启一朝由于天启帝的信任而无人能扳倒的魏宗贤，崇祯帝登基后一纸诏书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使得其客死他乡。
故而，虽然宣德时期的宦官比永乐时期权限更大，但由于宣德帝勤政爱民，加上金英、王瑾和范弘等人老成持重，秉性端良，这使得宦官们不敢太过放肆，无人胆敢专权，不过宦官的势力已然在宣德帝的扶持下崛起，隐然有与内阁、五府六部相抗衡之势。
李云天敏锐地注意到了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对那两名宦官的厌恶，不由得暗自摇了摇头，朝中无论是文官还是勋贵都看不起内廷的那些阉人，认为其不过宫里的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长此以往双方必定会在宣德帝驾崩后爆发激烈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立国后洪武帝对宦官极力打压，也颇为鄙夷，“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不仅如此，洪武帝还规定内侍毋许识字，并于洪武十七年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可惜的是，永乐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都打破了洪武帝的禁制，进而逐渐促使了内廷的崛起。
正如李云天现在所担心的那样，历史上，宣德帝驾崩后，由于继位的正统帝年幼，故而宠信自幼陪侍的宦官王振，使得王振权倾朝野，内廷势力急剧提升，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役的发生。
与朝中的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不同，李云天自永乐帝时期起就与宫中的宦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很清楚宦官的崛起不可阻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明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此与其跟宦官对抗倒不如选择合作，这样以后无疑会少很多麻烦。
而且，李云天由于常年在外征战，再加上讲武堂的地盘主要在西南、关外和河套漠南这些偏远之地，因此与宦官和五府六部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也使得他得以从双方的争斗中脱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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