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奏疏名——《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要说这考成法，其实也算简单，但是对应这个时代来说，还是颇显得有些麻烦。
它的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衙门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另一本在内阁，以备内阁随时检查。
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一般分成几栏，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签名及留下时间，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
领导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
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
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