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后的结果反转太过于彻底，已经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在潜意识里无法接受这一可能。但我也找不到任何反驳的地方。
我闷闷地问：
“那动机呢？他有什么不得不杀掉郝淑卿的理由吗？”
时左才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光凭这个博客和她的微博，验证不了那么多事情。你要知道的是，网络上所记叙的关于郝淑卿的事，只不过是她全部生活中的冰山一隅，也许在这三千多条喜欢何先生的理由之外，还有三万多条不喜欢何先生的理由，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说了，这只是个不负责任的推论。你只听听就算了。”
我明白时左才的意思，也赞同他的说法——他这一切只不过是基于现有线索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穷举法中，偶尔会出现的那种介于可以验证和不可以验证之间的可能性。
哪怕他说得再怎么合理，也不排除郝淑卿真的就是意外病发的可能性。
但关于何遇其实是杀人者的这一念头，已经在我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萦绕盘旋着挥之不去。
我的心底焦躁得要命，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只薛定谔的猫：在打开那只箱子之前，那只猫永远会同时以“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存在着，而当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个结局，不是“死了”，就是“活着”。
我绝不能去亲口质问何遇关于这一切的经过。就好比我不愿意打开薛定谔的箱子。如果那只猫是活着的，最好不过。但如果那只猫是死的，我会无法接受这一结局。
所以，还是让它一直“既死又活”吧。
也许时左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之后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就这个话题再次讨论。他也没有再去研究郝淑卿小姐留下的博客。
我们两个坐在各自的电脑前，做着各自的事情，网吧里仍是一片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
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件事还是出现了非常重大的转机。而且它来得很快，也很突然。
仅仅在我们相继在网吧键盘上醒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发现，郝淑卿的博客又更新了一篇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