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像钱钟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此文是在陕西省委组织部文化审美干部培训班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