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大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帝王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
诸葛亮也怕“以史制君”，但他没有李世民高明。诸葛亮的办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国中，唯独“蜀无史”。
李世民也有一个惧怕史笔的例子。
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的对话为：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我们中国人重视史，在唐之前，史是制约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乱说乱干的。唐之后方向调整了，只提“以史鉴今”，功能由制约改为服务。《隋书》那本书价值很高，因为“集体创作”才是试行阶段，服务皇帝的功能还不太健全。如今的地方志，地方的首长差不多都担当着编撰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志，将来有谁会看？
3．唐朝怎么统一？
李浩先生这本书里有个很大的话题，是关于朝代统一的。这个话题不太好谈，因此他也只是点了题。再说这本书也不能放开谈这个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之前的统一，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并存并荣，并突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问题。“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的统一体制都松懈了，很多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因此可以说，如何认识唐朝的“大一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一，还是有待进一步深究的问题。社会大结构之间的差异产生的东西，我们要仔细思量其中的价值，探讨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多元构建与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鲁迅先生激赏南北朝时期，他赏识的是什么？读历史读什么？趋势与走向的东西在哪里？大的东西指什么？
宋朝也分南北朝，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元朝表面上不明显，但实质上很突出，北和南在文化上割裂着。元朝的重要官员中，包括地方大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流利使用汉语，身边随时带着“翻译”，与老百姓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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